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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变迁
浏览次数:7305作者: 商洛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发布时间:2017-12-12

       自西晋置上洛郡至清代末叶的千余年间,商洛人口一直处于缓慢消长状态。据梁方仲《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》载:西晋太康元年(280),上洛郡有17000户,约85000人。西晋末年政治腐败,尤其十六国时的混乱,北方人口大量南徙。东晋统治者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侨设许多与旧土同名的郡县,以便流民著籍。公元420年,宋武帝刘裕代晋自立,即于钖县(今白河县)侨设南上洛郡,领由上洛南逃的百姓。

       隋初重视人口发展和人口管理,开皇三年(585)大索“貌阅”、“输籍”之法(每年正月由地方官主持按朝廷颁发标准依次划分户等,并按户籍簿与本人体貌核对),户籍渐趋稳定。据《册府元龟》书载,大业五年(609)上洛郡有10516户,按当时全国户均5.2人计,人口约54683人。此后,由于隋炀帝大量征发民夫筑长城、凿运河和远征高丽,农村田畴多荒,人口减少。

       唐初社会经济凋敝,中原地区“萑莽巨泽,茫茫千里,人烟断绝,鸡犬不闻”(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),全国人口仅隋盛时的三分之一。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,武德元年(618)商州有4901户,20074人。贞观之治后,户口开始回升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,天宝元年(742)商州户口为8962户,53080人。

       北宋时商州户口蕃庶,但户口统计却有隐匿。太平兴国年间(976~983)商州仅有5113户,其中主户3763户,客户1350户(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1)。主户是指占有土地,承担赋役的户;客户指不占有土地而租种主户土地的户。当时不少农户为逃避赋役,诡立客户,将产业与人丁化整为零。迄王安石推行新法时,“诡名寄产,分户匿税”之事非常流行。但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,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应减弱,户口增殖显著提高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载,徽宗崇宁元年(1102),商州户口增至73129户,162543人,出现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。

       南宋以降,宋、金、元反复争夺陕南,商洛被析为两半,南部属宋,北部属金。金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较宋松驰,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增殖。据《续修商县志稿》记载,金泰和七年(1207)商州人口总数为168481人。

      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,带来落后的社会制度,土地集中,差役繁重,许多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,户口大量减少。而在元一代,户口统计实不详备,商州户口向无确数。

       明初大力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,北方农村经济迅速复兴。洪武元年(1368)诏令农民归耕,承认农民开垦的耕地归农民自有,并免除三年赋税。洪武二年,朱元璋采纳郑州知苏琦等人的奏议,在山西洪洞的广济寺(位于大槐树下)设置移民局,召集流民,迁发各地,并要地方官府妥为安置,并给予种种优待。移民户从各州县集中于广济寺,在这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,再迁到各落户点。到新地落户时,一般不再提及各自的原籍,只说是“从大槐树底下来的”。自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,陆续有移民迁居商洛,习称“大槐树人”。景泰中(1450~1457),秦、楚、豫、蜀四省饥民纷纷进入荆襄山区垦荒,遭到明政府的禁止与镇压。饥民在刘通、石和尚率领下,举行起义。成化元年(1465),刘通在湖北房县自立“汉王”,起义军号称十万,占据东至邓州、西至镇安、南抵金州、北至商州的荆襄山区,扼险设伏,屡败官军。成元六年(1470),明廷调集重兵25万,对起义饥民进行血腥镇压,但大部分饥民为了生存,仍冒死进山垦荒,明廷深以为忧,乃命晋阳都台原杰前往安抚。此时流民思安,愿听编户。原杰得就后,奏准朝廷在荆襄地区增设山阳、商南、郧西、白河等七县,安置流民。据清王廷伊《续修商志》载,到万历年间,商州军民杂户增至三万有奇。以当时陕西户均九人计算,商州人口应有27万。呈现商洛人口发展第二高峰。崇祯以后,天灾兵燹迭加,户口凋落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“八进八出商洛山,驰骋往来无虚岁”,官兵围剿起义军,到处制造无人区,凡遭兵火洗劫的地方,“城无完堞,市遍蓬蒿”。据王廷伊《续修商志》载:崇祯十六年(1643)十月,李自成部将袁宗弟、刘体纯等攻破商州城,双方交战中就死亡兵民四万七千人(内含官兵八千多人)。明灭亡前夕,商州户口骤减至7015户,再次跌入谷底。

        清初战乱未已,户口继续减少。康熙十二年(1673)吴三桂反,次年十二月,陕西提督王辅臣附吴反清,陕南又陷交战之地。“民死于锋镝、饥馑、瘟疫者十分之五”,流离者不计其数,很多地方满目荒荑,“狐狸所居,豺狼所嚎,虎祸尤多,土著人少,所种者十分之一二。”(引自严如熠《三省边防备览》商州仅存3512户,少到极点。

       为避免土地撂荒,保证财政收入,清廷在战乱平息不久,即决定实行休养生息政策,在范文程等人的策划下,着手整理田赋,免去明末三饷(辽饷、练饷、剿饷),鼓励人口生育,迁徙江淮灾民。康熙、雍正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岭南定居。乾隆二十年(1755),清廷采用强迫手段,将江淮流域灾民(包括流民)驱赶到陕南山区。江南安庆县人纷纷迁至商南县,因而使县人的服食、器用、语言颇有南方风气,有“小太湖”之称。安徽、两湖人迁到洛南山谷间的亦不在少数,山阳县则因各省客民大量迁入,竟使人口骤增十倍。据乾隆《山阳县志》记载:当时迁居山阳的“新附之民,湖广、江南、河南共二千余户,江西、福建、广东共百余户,大半只身结伙,赁房侨居,又或携带家小,课买田地,筑室栖止。”本地人称他们为“下湖人”。

       湖广、江南之民流徒陕南的主要原因是水灾。据《楚北水利堤防纪要》载:顺治十年间,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十四次之多,被灾范围达九十三州县。“顺治戊戌(1658),钟祥之丁公堤溃,京山、天门、汉川、应城、云梦、孝感、汉阳受害三分至七八分不等,建瓴而下,七八百里漫成大湖,舟舣树杪,鱼游釜中,田庐漂荡,骸骨蛇龙,亿万生灵流离转徙。”江西、安徽也是水旱灾害频仍,流民成群结队,以致形成“官虽设而无民可治,地已荒而无力可耕”(《清史简编》)的局面。

       福建、广东等濒海居民进入内地的主要原因是清初强制推行迁海法令。顺治十六年(1659),郑成功率军十八万由长江口溯流而上,水陆并进,直指南京,大江两岸民心归附。为切断郑成功义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,清廷于顺治十八年(1661)发布迁海令。派钦差大臣到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六省监督,强制把濒海居民迁入内地。执行最严的是福建、广东、浙江三省,限期极短,不迁者即强行驱赶,界外房屋全部焚毁,弃为灌莽,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。在此情况下,少数强悍者铤而走险,偷渡过海,旅居南洋,多数则被迫迁徙内地。

       大批“下湖人”入商后,人口、耕地迅速增长,稻田大面积开垦,包谷大面积种植,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得到开辟。尤其是开发丹江水运和金钱河水运,为生漆、桐油、药材、龙须草等土特产品开辟了市场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,也促进了人口的发展。乾隆七年(1742)商州有9592户,61175人(王如玖《直隶商州总志》)。道光三年(1823)增至239000人(《大清一统志》卷192)。光绪初(1875)商州户口增至43122户,310794人(《商州直隶州乡土志》),出现人口史上的第三个高峰。

       民国时期,商洛人口处于骤增骤减、缓慢发展状态。清末民初,商洛人口接近一百万,人口基数大,自然增长数相应增多。据民国十二年(1933)陕西省邮局调查,商洛6县当时人口数为1083887人。其中商县229746人,洛南294300人,商南53707人,山阳213852人,镇安251000人,柞水41282人(见刘安国《陕西交通挈要》)。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,陕西八十余县连年遭受旱灾、雪灾,秦川赤地千里,渭北高原陷于绝户绝村,灾民纷纷进山采食树皮草根,不少人在商洛权且落户,本区人口骤增。民国二十四年,商洛6县户口综计达205673户,1110161人,出现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。此后人口开始骤减。骤减的主要原因是:1935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,商洛游击区迭遭“围剿”,不少人流离失所;蒋管区人民,逃丁逃夫,妻离子散;兵匪猬集,灾害频仍,客居商洛的外地人纷纷迁回原籍。到民国二十八年(1939)商洛6县户口减少到176934户,897452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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